美墨“排华”背景下的墨西哥“蝴蝶夫人”

华人对美国西部的开发,有不可磨灭的功劳,而他们所遭受的歧视和虐待,却是一部惨痛的血泪史。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天灾人祸不断,南方沿海的老百姓生活困难,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正在开发,急需大量廉价而又苦干的劳工来开金矿,筑铁路,垦荒田。种果蔬,中国的劳工最為理想。1868年,中美签订<蒲安臣条约>,美国大量引进华工。自1868至1870年三年间,有三万六千餘名华工赴美。铁路筑成以后,排华势力大兴,1882年,美国实施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华工来美,并禁止华人入籍。至1904年,此一法案成為永久有效.直到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中美结盟,才宣告废除。
这个期间,华人在美国遭到的不平等待遇,可说是磬竹难书.有的华人只得回国,还有不少人转移阵地,到美国以外的地方去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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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华人劳工在美国

对於华人在婚姻方面的歧视,有著意想不到的后果。去美国筑铁路的华工,和去金山淘金的华人,全都是单身远渡太平洋,而且不能在美国结婚,与白人妇女结婚在法律上不允许,在社会上也是要犯眾怒的。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不允许华工家属来美。在美国排华运动愈演愈烈之际,许多华人移居墨西哥。其中有相当比率的人娶墨西哥妇女為妻,或与墨国妇人同居,有不少是举行过正式结婚仪式的。

墨西哥排华

没想到的是排华的风潮也吹到墨西哥。如果追溯墨西哥排华的歷史,要从1910年说起,康有為在戊戌政变失败后,先逃到日本,继则来到美国,撑著保皇立宪的大旗,也捐到不少钱。看到美国的排华风潮,又遇到孙中山的革命势力的竞争。康有為带著徒眾决定在墨西哥发展,以托立安(Torreon)為基地,来建立他的大同世界的据点。他和墨西哥政府达成协议,準备在托立安建中国城,并慷慨地答应墨国政府建一条通往托立安的铁路。
康有為也许是个很有潜力的开发商。在1910年,托立安的中国城居民中约有七百至八百人是华人。墨国内乱爆发,华人纷纷逃走。1911年五月,未及逃走的华人,有303人被乱军以残酷方式屠杀。逃走的华人也都未带在墨西哥娶的妻子和所生儿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是这样的共同记忆只能使在墨西哥的中国男人在危难时跑得更快。在美国的排华条例(Chinese Exclusion Act)仍旧实施之时,也不许在美华人的妻子入境。又遇经济萧条,失业者眾,许多华人遂移居墨西哥,娶妻生子。数月前,我遇见已经写了九本畅销英文小说的施莉莎(Lisa See),她很感慨地说,当年她的华人曾祖父和白人曾祖母在加州坠入爱河,但只能到墨西哥去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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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卡拉地下中国城,一座见证了墨西哥黑暗反华历史的城市

1930年代在墨西哥又兴起一次大规模的排华风潮。许多华人逃回中国,几乎全未带著墨国妻子和儿女一同离境。在墨西哥,跨种族婚姻所生子女均非墨西哥国籍,在社会上也受歧视。更严重的是嫁给中国人的墨西哥妇女也都丧失墨西哥国籍,在排华运动中被驱逐出国。这些墨西哥妇女為逃去中国,有的倾家荡產,有的还得向亲友举债,设法越过边界逃进美国,想从美国西岸买了船票到中国去万里寻夫。

“天朝妇女逃来亚利桑那”

这是图桑公民报(Tucson Citizen)1932年11月23日的报导。
美国边界巡逻队长柯特尼(C. C. Courtney)说,美墨边界有成群结队的人涌入,為数甚多的妇孺越界而来,為的是要乘船去中国,与数月前离境的丈夫或父亲重聚。
昨天一天柯特尼的部下就在诺噶勒斯(Nogales)逮捕了33个妇女和儿童。在道格拉斯(Douglas)也逮捕了同样的数目。其中多係嫁给中国人的墨西哥妇女,根据墨西哥政府的解释,她们已经丧失墨西哥国籍。这些妇人希望到中国去找寻她们的丈夫,她们别无去处。
柯特尼说上月逮捕非法移民共230人,本月已达168人。现在进来的是妇孺的队伍(原文用军队army一字)。
在这裡要解释的是这些数目仅是被逮捕到的。还有一些经过秘密偷渡通道,亦即所谓“地下铁路”,进入美国。亚利桑那的费尔班克(Fairbank)是主要的一站。美墨边界很长,还有从铁桓那进入加州的路綫,和从其他城市进入德克萨斯州的路綫。

蝴蝶夫人村

这些墨西哥妇女因為嫁给华人而在墨西哥受尽屈辱,吃尽苦头,终於登上了去中国的船,让她们鬆了一口气。她们也许相信只要找到丈夫,一切问题就应刃而解。
一路上千辛万苦,言语不通,携儿带女,可是并不保证能找到丈夫。找不到的固然命运悲惨,找到的也是一样命运悲惨。那好不容易找到丈夫的,竟发现丈夫早有家室子女,体悟自己受了丈夫花言巧语的欺骗,还举行过正式的结婚仪式,这样的打击实在很难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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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墨家庭

中国人都相信“不孝有三,无后為大”。成年男子结婚颇早,尤其在出远门谋生前,通常先娶妻生子。这样既能诞子延宗,又有媳妇在家伺候公婆。这些言语不通的墨西哥妇人面临这种情况,有的只有留在还有点良心的丈夫家做妾,或做佣人。有些没良心的丈夫不承认这个女人与他有关係,有的丈夫说这妇人是朋友的妻子,拒绝将墨国娶的妻子留在自己家裡。有点良心的还捐助所谓“友人之妻小”,让他们住到澳门近郊的一个村庄。也许澳门的葡萄牙官员同情这些墨西哥妇人,而且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较為接近,容易沟通。在那裡,遭遇同样不幸的,都会说西班牙语的妇人们互相安慰,彼此帮助,於是搬来的墨西哥妇人越来越多。
普契尼写的著名歌剧“蝴蝶夫人”一向很受人欢迎,也是令人唏嘘的悲惨故事。写的是一个日本女人,不畏家人和国人的唾弃,毅然嫁给一个相恋的美国人,两人山盟海誓,还生了一个小孩,美国人回国前答应儘快回来,於是她日日盼望,最后美国丈夫终於回来了,还带来他的美国太太。她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而切腹自杀。
真实的故事有时比想像的更悲惨。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墨西哥妇人因此而自杀。但是澳门外面的这个村庄裡,那时竟有一村庄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的蝴蝶夫人.但是还有更可怜的,连普契尼都无法想像的蝴蝶夫人。

“亚洲人的冷寞”与蝴蝶夫人们的回乡

那些找不到丈夫的,还有些被遗弃的墨西哥妇女,举目无亲,语言不通,无法谋生,不得已变成无家可归的游民。上海的街上忽然增加了许多衣衫破烂的墨西哥女乞丐。
有个在中国做生意的墨国商人艾德华都米勒(Eduardo Miller)在上海遇见了不少墨西哥女乞丐,他见到这群孤苦无助的同胞的惨象,同情之心油然而生。他一方面不满她们无情无义的中国丈夫,另一方面也不满墨国政府将她们驱逐出境的做法。
米勒来自墨西哥的望族,与有些政界人物相识。於是他回国奔走呼号,将上海等大城市有数百个墨西哥妇人被中国丈夫遗弃而沦為乞丐的惨状,传达回墨西哥。為使政府迅速立法帮助妇人们回国,米勒不提这些妇女被墨国驱逐出境的事实,也避免谴责当年立法的政治人物。他说这些妇女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去中国寻夫,而遭遇到的是失望,惨痛,绝望与死亡。他大声疾呼:“只要拖延一天,这些妇女就在地狱裡多活一天。”於是墨国报纸争相报导,强调中国丈夫遗弃墨西哥妻子是“亚洲人的冷寞Asiatic indifference”,也更增加了对华人的敌视。而事实上,中国正面临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进逼,由东北而华北,国家在危急存亡之秋,人心惶惶,人们对街上乞丐态度冷漠,也是可以理解的..
米勒的宣扬和奔走终於促使墨西哥政府立法恢復这些妇人及其儿女的国籍。1937年,卡迪那斯接引回国条例(The Cardenas Repatriation)正式生效,墨国政府决定拨款处理,接引中日两国被遗弃的墨西哥妇女回国。1937年三月,有89个墨国妇人带著数百个儿女从香港登船回国,大部分回松诺拉(Sonora)和辛那洛阿(Sinaloa)。第二批遣回的有两百餘墨西哥妇人及数百子女。这样一批批的倖存的蝴蝶夫人们,就结束了五年恶梦般的流离失所的生活,重回她们的墨西哥故乡。

(原刊<世界日報>副刊,2015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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