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欧洲左翼运动的觉醒与自我拯救
随着普选权的实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曙光出现了。1848年2月24日实际上鸣钟宣布了欧洲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
——拉萨尔
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
——伯恩斯坦
导读:
欧洲左翼运动的觉醒与自我拯救
——左翼问题批判导论之五
荣剑博士
1889年7月14日，正值法国大革命攻克巴士底狱一百周年的日子，来自欧洲19个国家的近400名代表在巴黎召开“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成立了欧洲无产阶级的新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社会主义国际）。在第一国际于1876年解散之后，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以巴黎公社的街垒战为标志的暴力革命方式日益被社会改良主义方式所取代，由《共产党宣言》所奠定的共产主义话语逐步演变出关于社会主义的各种学说，由此形成了第二国际时期的主要思潮——社会民主主义。但是，第二国际的组织者和思想领袖们并没有因此放弃革命者的身份，他们之所以选择在巴黎和7月14日这个日子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就是力图向世界证明，他们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真正继承者：“我们社会主义者，现在邀请财富的创造者们于7月14日这一天聚会巴黎。我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废除雇佣劳动，创造一个不论性别和国籍的男女一律平等的社会，其中每个人都能享受所有劳动者创造的财富。”1基于这样的理念，大会历史性地塑造了劳动者的神圣地位，特别通过了《劳工法案》并宣布每年的五月一日为国际劳动节，同时决定以同盟罢工作为工人斗争的终极武器以取代传统的武装起义。
英国学者唐纳德·萨松在他的著作《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中认为，第二国际于1889年7月14日成立是“社会主义左翼历史的开始”，这个日子的特殊意义在于：“1889年恰恰处于标志着20世纪进程的伟大的自由民主革命（1789）和反对资本主义的共产主义革命最终失败（1989）的中点，也就是巴士底狱倒塌和柏林墙倒塌之间的中点。”2这个以百年为计量单位的历史时间的划分看上去就像是巧合，但是，从巴士底狱的倒塌到柏林墙的倒塌之间，的确贯穿着一条暴力革命的主线。这条主线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经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时期的大力推广，最终是在俄国开启了共产主义革命从胜利到失败的历史进程。同样视自己是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的第二国际，虽然在1914年实际结束了政治生命，但它开创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却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活力，至今仍然是主导欧美国家政治格局及其变化的主要政党力量。可以这么认为，以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为新的历史起点，展开了第二国际所主导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与第三国际所主导的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之间的历史竞争，在1989年终于有了结果：苏东共产主义体制的崩溃标志着布尔什维主义的彻底失败，而社会民主主义则在欧美主要国家还在轮番上演着社会主义的不同版本。
第二国际开创的“社会主义左翼历史”，主导着欧洲工人运动从共产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型以及和暴力革命分道扬镳，显然与马克思所倡导的革命理论大相径庭。在马克思关于革命的基本教义中，资本主义已获得充分发展的国家，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应该是革命最先爆发的国家。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不仅是英国这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始终没有被卷入到1848年以来的欧洲革命进程中，而且像法国这样一个持续地处在革命动荡之中的“革命国家”也没有让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的唯一选择，自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法国的革命时代基本终结了。至于德国，马克思很清楚这个国家在制造革命的动力时所缺乏的各种内在要素：“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整个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所能达到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因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3正是在欧洲发达国家的革命形势持续处在低潮时期，恩格斯在1895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导言时坦率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4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反思以及对无产阶级新的斗争方式的思索，为第二国际的思想转型——从共产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暴力革命转向和平斗争、从街头政治转向议会政治，提供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权威的支持，以恩格斯晚年思考为核心所构成的马克思主义新的革命理论，几乎就是成了第二国际出生的合法性证明。考茨基明确认为，把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使社会主义超出空想主义的思想界限，应该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5这是考茨基对《共产党宣言》的重新定义，社会民主主义仍然需要借助于这部著作为自己争取合法性。虽然，《共产党宣言》所主张的暴力革命理论在这个时期遭到了来自于工人运动内部的广泛质疑，进而引发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新的政治实践，但马克思主义对于欧洲左翼思想的演变仍然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按照萨松的概括：“在1891年马克思主义成为那个时代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SPD）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它就在整个欧洲左翼之间迅速扩张开来。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传播，部分是由于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立法（1878），在德国议会于1890年差不多被迫撤销了该法案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立即正式‘采用了’马克思主义。”6
当考茨基试图用马克思主义为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奠定理论基础时，他和恩格斯一样，也不得不面临着如何在新的形势下对马克思革命理论的“原教旨主义”进行新的阐释，他的叙事策略是用恩格斯的晚年思想来对马克思以前关于革命的一系列判断作出必要的修正，同时对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作出必要的辩护。在1909年出版的《取得政权的道路》这本重要文献中，考茨基重述了恩格斯晚年关于革命的反思：法国大革命之后每过15年至18年便在欧洲发生一次革命或重大的政治变革，为何从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革命的预言却没有一次兑现？他自己也在问：“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呢？为什么从1789年到1871年欧洲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而其后却能保持政治形势的稳定，并且最近又为完全的政治停滞所代替呢？”7正是从这样的现实问题出发，考茨基提出，社会民主党人既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合法性的拥护者”，也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革命者”，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必须以形势变化为依据。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原有的革命方式而进行“实际的、改良主义的活动”，把合法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提到首要位置，赋予宪法问题和涉及国家生活基础的问题以决定性的意义。
作为第二国际时期“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考茨基在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理论纲领和行动策略时，扮演着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徒，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总是小心翼翼地试图在“坚持”和“发展”（修正）马克思主义之间达成某种平衡。考茨基的双重角色实际上反映出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恪守理论和创新实践之间的深刻矛盾。德国社会民主党1989年“柏林纲领”的主要执笔人托玛斯·迈尔在《社会民主主义导论》中就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占优势的理论是用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理论，而党的实践却以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可能性为导向，“因此，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日益互相脱节。理论愈来愈没有能力提出明确的目标来指导实践。”8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伯恩斯坦站出来系统阐述了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理论，他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右翼”代表，既是挑战考茨基在党内的“左翼”话语霸权地位，也是挑战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统治地位。
伯恩斯坦是恩格斯亲自指定的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这一身份表明恩格斯对伯恩斯坦的充分信任。但在恩格斯逝世之后仅仅一年，伯恩斯坦便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新时代》上连续发表文章探讨社会主义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提出了根本性质疑。伯恩斯坦是基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0年2月20日帝国议会选举中获得了惊人的成果，断言那些自命为“未来的餐馆开的菜单”的空想主义已经彻底破产了，社会主义能够通过议会选举而得以实现。“走向完全政治自由的道路是通过议会制度，而不是绕开议会制度。议会制度尽管有种种缺点，在今天德国的所有国家机构中毕竟是最现代化的，任何教条的理由都不能使我们忽视这一点。”9对于伯恩斯坦来说，是不是承认和接受议会政治并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因为恩格斯晚年也已经认识到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是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选举中的成功为世界无产阶级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的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10因此，走议会道路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议会道路究竟是革命的另一种方式或准备，还是说它是根本有别于革命的一条改良主义路径？至少对于考茨基这样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们在承认议会政治的同时也始终没有忘记恩格斯晚年的另一个谆谆教导：“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历史权利’，——是所有现代国家一无例外都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唯一权利。”11这是马克思革命史观一以贯之的主张，即使在议会政治时代，普选权也必须体现为革命权。
从革命权的逻辑出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帝国议会选举中刚刚取得一些胜利之后，便有不少党的议员迫不及待地提出“不折不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要求”，甚至主张通过议会选举来达到彻底消灭资产阶级政府和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目的，议会斗争仍然被党的主流意见视为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新的形式，正如考茨基所说：“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12这个情况表明，在伯恩斯坦提出他的“修正主义”理论时，他所面对的是弥漫于全党上下的一种教条主义理论氛围，不仅是党的领袖，而且是普通党员，仍然还沉浸在阶级斗争和单独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幻想之中，而这些幻想既有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教旨主义，也有来自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解读。为此，伯恩斯坦明确认为：
“我们已在大踏步地接近社会民主党必须修改它今天仍然采取的主要是批评的立场的时代，修改的精神是：它必须突破关于工资、劳动保护之类的要求的范围，而提出积极的改良建议。我们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处在虽然不是‘专政’的前夕，但毕竟也是工人阶级或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获得重大影响的前夕，正因为如此，检查一下我们用来迎接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可能不是多余的。”13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这个“时代的精神武器”的“检查”与“修正”是系统性的，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重点是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理论的批判性反思，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出发思考“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在哪些点上大体是错误的或者自相矛盾的。”14
首先，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思。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是关于土地、资本和劳动如何优化配置的理论，而是关于革命的发生学，旨在揭示劳动和土地、资本的对抗性关系，并从这种对抗性关系中赋予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伯恩斯坦对马克思《资本论》的主要批评是：“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客观性毕竟只是对抽象研究才存在。这个学说只要一付诸应用，它反倒立刻就显示出是一个伦理问题，而群众也始终是从道德上去理解它。”15这个批评无疑是深刻的。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商品价值唯一地来源于工人的劳动，资本家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因此也就不能通过雇佣工人的方式来“剥削”工人的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来源。这个理论如果应用于现实，还会有哪个资本家愿意开设工厂和雇佣工人？资本家投资企业所花费的巨大成本难道不应该有其合理的回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说过，商品向货币的“惊险一跃”如果不能成功，摔坏的不会是商品，而肯定是商品的生产者即资本家。现实中的资本家承担着如此大的风险，却被马克思的抽象论证轻易剥夺了分享生产利润的合法权利，这难道就是劳动的正义和资本的原罪？马克思以剩余价值理论来确定工人“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地位，目的是为了激发工人的革命正义感和道德热情，而在伯恩斯坦看来，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描述也同样缺乏现实性。他认为，长时期构成社会主义运动的坚强骨干和积极分子，并不是最先进的工业工人，而是比较落后的或辅助工业及中间工业的工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作为雇佣工人的整体是一个现实，无产阶级作为按一致看法而行动的阶级，甚至在德国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虚构。”16无产阶级革命显然不能以一个虚构的阶级为主体。从现实的阶级关系和社会发展出发，伯恩斯坦明确反对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导致革命的观点，认为社会关系的尖锐化并没有像《共产党宣言》所描绘得那样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指日可待，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在其运行过程中充满着巨大活力和自我调适的能力，阶级关系远未达到你死我活的程度。因此，社会民主党决不能根据“巨大社会灾变”即将到来的预言来确定自己的行动纲领和策略。
其次，是对马克思政治学批判的反思。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关于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观点，他赞成拉萨尔的一个看法：“随着普选权的实行，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曙光出现了。1848年2月24日实际上鸣钟宣布了欧洲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始。”17这个判断是颠覆了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革命的评价——这次革命开启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直接斗争的时代。在伯恩斯坦看来，1848年革命挖掉了政治特权的墙基，不是由30万凭财产获得资格的选民，而是由900万成年的法国人所代表的全体人民不管财产和生活状况的区别来决定立法的方向和性质。虽然其后出现了波拿巴帝制复辟，第二共和国终结了，但在巴黎公社之后建立的法国第三共和国则进一步创造了实现普选权的政治条件，使得恩格斯晚年所承认的“政治性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18的时代一去不返了，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主张已经不能代表无产阶级的真正利益，社会民主党可以通过合法的手段取得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更多的成就。伯恩斯坦由此认为：“在一百年以前需要进行流血革命才能实现的改革，我们今天只要通过投票、示威游行和类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实现了。”19
第三，是对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反思。马克思和恩格斯向无产阶级承诺的共产主义远景是他们革命总动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甚至没有国家的社会，所有人都在其中尽享自由而没有被迫劳动的困苦，产品极大丰富让所有社会成员可以按需分配。这幅美好蓝图对于伯恩斯坦来说，无疑是空想主义的典型症候，是乌托邦主义的末世论。他提出了一个最著名的论断：“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20这个论断可谓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纲领性准则，它高度概括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应该采取的现实主义路线——从空想主义中走出来，从考茨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中走出来，当然，也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中走出来。伯恩斯坦坚持认为，如果实际发展同理论预示的发展不相符合时，那么以最初的假定为根据而得出的公式就必须改变。这是“修正主义”的真谛，正如伯恩斯坦自己乐于承认的那样，修正主义者也许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意义和效力”。
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在国际共运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也掀起了巨大争论。1899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的汉诺威大会，把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列入大会议程，为此进行了三天半的辩论，并通过了由党的领袖倍倍尔起草的旨在拒绝伯恩斯坦主要观点的一项决议。决议认为：“无论如何党没有任何理由改变它的纲领，或是它的策略，或是它的名称，党拒绝旨在掩饰或转移它反对现存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及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任何企图。”21 1903年党的德累斯顿代表大会通过了谴责修正主义的决议，这项决议对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社会党创始人饶勒斯在1896年论述“社会主义原则”时提出了和伯恩斯坦完全一致的看法：“革命不是暴力的同义语”，“普选原则已经把合法革命的手段引进资产阶级的合法性之中”。22但是面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争论，饶勒斯还是选择站在了考茨基一边，他认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必要补充和更新完全不需要打破“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理论界限。至于像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左翼”代表卢森堡对伯恩斯坦的批评则更为激烈，她撰写的《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革命派”讨伐以伯恩斯坦为首的“改良派”的檄文，该书断言伯恩斯坦的“全部理论归结起来实际上无非是劝大家放弃社会民主党的最终目的及社会主义革命，而反过来把社会改良从阶级斗争的一个手段变成阶级斗争的目的。”23在卢森堡的眼里，伯恩斯坦的改良主义是想在资本主义的苦海中加进一瓶社会改良的柠檬汁就想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海洋，这是异想天开。由此可见，在第二国际内部实际形成了两条路线，正如萨松所说：“一条是列宁和卢森堡发现的道路，这就是通过群众罢工或革命战争来加快资本主义的崩溃；另一条道路就是伯恩斯坦所设想的，既然资本主义可以进行自我调整并继续发展，所以在可预见的未来，它的崩溃不会到来。”24
第二国际成立以来的百年史，见证了欧洲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兴衰起伏，欧洲国家那些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和传统的左翼政党，早已超越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不是要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争论，而成为欧洲宪政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和欧洲国家的主要执政党。这段历史也同样见证了第二国际时期关于革命和改良的两条道路之争有了历史性结论。托玛斯·迈尔公正地指出：“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和纲领上的自我理解，修正主义通过由德国历史中的实际经验决定的若干发展阶段逐渐得到了承认。随着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的通过，修正主义的主要成分已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25历史证明，真理在伯恩斯坦这边，而不是在考茨基或卢森堡这边。
第二国际庞大的政治和思想遗产尽管存在着几乎不可调和的左右分裂——伯恩斯坦代表的“右派”、考茨基代表的“中派”和卢森堡代表的“左派”，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纲领、战略和策略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可以达成一定共识。对民主、自由和人权价值的认可，对暴力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抵制，对雅各宾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警惕，对列宁的先锋党理论的质疑，尤其是对俄国十月革命所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左中右三派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认识。在伯恩斯坦批评布尔什维主义的“冒险事业”和“专横行动”时，卢森堡为揭露苏维埃政权的专制性质所说的话要比伯恩斯坦更彻底，她指出了苏维埃政权的实质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种小集团统治，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是雅各宾统治意义上的专政。这个专政“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野蛮化：暗杀，枪决人质等等。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的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26考茨基后来在批判苏维埃政权时走得更远，他在1932年明确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的口号并为此著书立说，此时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以共产主义名义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已经完全堕落为专制主义，苏维埃政权在民主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官僚、警察的国家机构，一个新的专制政权”。不仅如此，“各国共产党人的根本目标不是消灭资本主义，而是消灭民主、消灭工人的政治和经济的组织。”27他为此特别呼吁各国社会民主党人承担起坚决抵抗“莫斯科的独裁者”对世界工人阶级的专政，坚定地走议会民主政治之路，深信社会民主主义在与共产主义的历史性对抗中最终将获得胜利。
第二国际的历史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历史都已经尘埃落定了，伯恩斯坦、考茨基和卢森堡可以感到欣慰的是，他们共同开创的社会民主主义事业迄今还在欧美发达国家持续蓬勃地发展着；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文中把苏维埃政权视为是“最高的民主制形式和类型”，这个政治修饰语后来成了所有共产主义政权的通行标签，也成为这些政权历史终结的墓志铭。
本文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