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真理和道义献身 —— 纪念殉道者王佩英
荣剑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是中国儒者对真理和道义的终极态度，可是，在儒家两千余年历史中，真正决意以身殉道者却屈指可数，谭嗣同或许是唯一的代表。戊戌维新失败，谭嗣同本可以和康梁一起出走国外避险，但他以“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的信念出发，决意做吾国以身殉道第一人，从容赴死，在狱中留下生命绝笔：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就义于北京菜市口刑场，围观者数万人，他神色自若，大义凛然，临刑前高喊：“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时年仅34岁。
1968年10月21日，谭嗣同以身殉道70年，北京城里再次出现一位殉道者——王佩英，她自1965年被以精神病名义强行关进精神病院失去人身自由三年后，被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逮捕，于同年11月29日被关押在北京第一监狱。这位平民妇女，七个孩子的母亲，自1962年以来，因为亲身经历了大饥荒和目睹了百姓的深重疾苦，认定国家指导方针错了，这个错误应该由党的最高负责人负责。在1964年至1965年，王佩英公开支持刘少奇，提出了当时堪称惊世骇俗的意见：“让干的好的同志上台”，“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不然他以后没有退路”。1965年7月，王佩英正式向党组织提出退党申请。1968年8、9月间，在批斗大会上，王佩英不顾红卫兵小将的拳打脚踢，多次喊出“刘少奇是好同志！毛主席应该退出历史舞台”的口号。1970年1月18日，由原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达（70）刑字第19号判决书，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同年1月27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组织的十万人“公审”大会上，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公审时她被卸掉下巴，脖子上被一根细绳勒住。公审结束后押赴卢沟桥刑场执行枪决，结果在囚车上被勒致死，时年仅54岁。
从1965年失去人身自由，到1970年被执行死刑，在这短短的五年时间里，王佩英这位普通平民妇女所遭遇到的人身折磨和精神摧残，远远超出了满清政府对谭嗣同的严刑迫害，后者在狱中毕竟可以题壁写诗，在赴刑路上毕竟可以发出生命的最后呼声，而王佩英在被剥夺生命之前已经被彻底剥夺了发声的器官，一个抗争的永不屈服的灵魂就这样被泯灭在一个无声的黑暗的世界里，这是多么惨绝人寰的悲剧！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很清楚，在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的政治环境中，批评和质疑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后果，必定会引来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尤其是在文革中国家主席也沦为阶下之囚时，为这个“叛徒、内奸、工贼”鸣不平，则无疑是当时最大的罪行。王佩英为何能在这样的时代条件下，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前面是万丈深渊而执意前行，毫不犹豫以一身之躯赴汤蹈火，虽千万人而吾往矣，其精神动力何在？我深信这既是来源于一种信仰的力量，以个人的受难和牺牲来唤醒众人的觉醒，也是来源于一种理性的直觉，对真理和真相的执着追求。王佩英是一个有信仰和有理性的人，她超越千万凡夫俗子的精神特质就在于，在非人的环境与政治高压下，始终坚持自己的良心和良知，绝不在暴力与恐吓之下放弃人的尊严。
基督教史上涌现过许多著名殉道者，为了传播教义都是宁死不屈，以身殉道。圣希波吕托斯，被五马分尸；圣伊格内修斯被狮子吃掉；圣劳伦斯遭遇炮烙之刑；圣阿加莎被割去乳房；圣巴肖罗缪被活活剥皮；圣克莱蒙特被绑在锚上推入大海；圣伊内斯被遣送妓院，后被活活烧死；圣塞巴斯蒂安遭遇两次极刑；圣凯瑟琳被车轮压死；圣莫霍托莎和她的七个孩子均惨遭毒害。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7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宣布20世纪世界十大殉道者，其中包括中国苗族牧师王志明，他的名字和塑像与马丁•路德•金，朋霍费尔、俄国伊丽莎白公主等一起，被共同雕在著名的威斯敏斯特教堂上供人瞻仰。这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为捍卫和传播教义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殉道者，都是基督教最坚定的信仰者。王佩英与他们不同的是，她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人士或圣徒，也不是一起宗教迫害事件的受难者，她作为一个普通的北京市民，是政治迫害的受难者，是对国家错误的治理政策提出不同意见，为同样被政治迫害的国家主席鸣不平，遭致被专政的命运。她对现实中不公不义的抗争持续数年，显然不是来源于一时的冲动或某种偏执的情绪，而是经过了长期的理性思考，然后在非凡的道德勇气的自我鼓舞下，自愿走上了用生命来捍卫真理和道义的不归路。她既是为信仰献身，也是为理性献身。
王佩英在1932年进入河南开封私立静宜女子中学读书，受到“友善、文明、仁爱、慈善”文化氛围的熏陶，由此建构了她最初的信仰世界。1935年，她与青年律师张以成结成夫妇，丈夫于1943年加入中共，成为郑州地下党负责人。1948年，王佩英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共和毛主席是救世主并心怀感恩之心。1952年5月，王佩英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和许多参加中共组织的青年人一样，共产主义理想所描绘的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是他们信仰共产主义的主要依据。王佩英也是在这样的时代思想氛围中立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但是，严酷的现实很快与理想发生巨大的矛盾，理性的直觉和常识性判断让王佩英从虚幻的信仰世界中清醒过来，她朴素的思辨力没有被长期的政治洗脑彻底摧毁，相反，在大多数人都盲从于政治宣传而罔顾现实的苦难时，她把追求真理与真相置于和信仰同样的高度，认识到信仰不是迷信，信仰需要经受理性和常识的检验。违背理性和常识的事情，一定是不可信仰的事情。退党是王佩英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这个决定标志着她在一个疯狂的非理性时代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的理性直觉，她依靠理性的力量建立起判断现实政策的是非标准，最终决定把“票”投给刘而不是毛。
在大动乱时期，保持理性判断能力的人不仅仅是王佩英一人，能够认识到现实与理想悖论的人，可能也不在少数，但能够像王佩英那样公开说出真相和自己心里话的人，则是凤毛麟角。原因就在于，做一个王佩英式的人，是需要一种殉道者精神：我不说，谁说？我不干，谁干？这种舍我其谁也的精神只有那些既有理性直觉也有道德勇气的人，才可能具备。如孔子所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智、仁、勇三位一体，就是信仰和理性的高度统一。此时的信仰未必就是对某种教义的信奉，而毋宁是构成个体生命的绝对道德律令，从内心遵循善、天理、公理和道义，并以此来判断人世间的真与假、是与非、善与恶，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说出世人不敢说出的真相和事实，这就是殉道者的使命。
今天纪念王佩英，不仅是要总结与反思十年文革动乱给国家和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破坏，为千千万万冤死于文革的死难者平反昭雪，更重要的是，要从王佩英的殉道者精神中汲取理性的力量和道德勇气。她给今人最大的激励和启示在于：人活在世间，必须忠实于人类普遍的理性判断，理性判断就是事实判断，是求真求实，是真理与否的判断，假的东西绝不会因为披上一件理想外衣而成为真理，坚持人类普遍理性判断，就必须对一切假的事物坚决说不！同时，必须忠实于人类普遍的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就是是非判断，是求善求义，是善与恶的判断，恶的东西绝不会因为披上一件道德外衣而成为善，坚持人类普遍价值判断，就必须对一切恶的东西坚决说不！做一个有理性和有信仰的人，就是要像王佩英那样，在一个指鹿为马的时代，坚决对一切假的和恶的势力说不！
康德有句名言至今被人们传诵不已：“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值得我们仰望终生，一是我们头顶上璀璨的星空，二是我们心中高尚的道德律令。”康德揭示了人类两个永恒的精神世界，一个是理性世界，用科学求实的精神持续地追问真理和真相问题；一个是信仰世界，用道德情怀持续地关注人类的正义和道义问题。王佩英作为一个殉道者，她以身所殉之道，是理性的终结目标——真理，是信仰的终极目标——道义。
殉道者王佩英永垂史册！
1980年4月10日，中共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党委做出《关于为王佩英同志平反的决定》，指出：“王佩英同志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做了大量对革命有益的工作。参加工作后，不计较个人得失，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王佩英同志是一位好同志，好党员。院党委决定：为王佩英同志彻底平反昭雪，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对王佩英同志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全部推翻。”5月8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时任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等400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