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越：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四）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四）
——第三回合：三大事变与左右之争的激化
鲁越
1956年，是冷战以来的一个重要时刻。雷蒙·阿隆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56年，三件大事震撼了欧洲并扰乱了法国知识界：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纳赛尔把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几乎同时发生的匈牙利革命和英法远征。”1历史性事变是突如其来的，但它们显然是这个时代剧烈变革的产物，一方面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国家体系在冷战体制中长期对峙导致了一个局部突变，另一方面是殖民主义体系的崩溃迎来了第一波亚非国家的独立浪潮，由此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格局，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新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看法，冷战的独特性就在于世界大战随时降临的危险根本就不存在，虽然美苏双方口诛笔伐，但是，“两个超级大国的政府都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全球的武力分布状况，这种武力分布极不均衡，但基本上表现为不可动摇的力量平衡。”2这个判断显然和阿隆在《大决裂》中提出的“战争不太可能”的判断是相一致的。在《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这部重要著作中，阿隆对“战争之不可能”的原因做了进一步分析，认为西方国家并没有消灭苏维埃政权的意图：“西方的目的不是要毁灭苏维埃政体，而是说服共产主义者各种不同的政体应当有容身之处，而无须彼此视为仇敌。”3苏联则是因为其政体下的特权阶级甚至平民百姓都拥有了房屋，即某种意义上的中产阶级化而厌恶冒险，发动战争的动力像美国一样处于衰竭状态，《真理报》上大肆进行的消灭资本主义的各种宣传活动只限于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在此背景下才能正确地估计阿隆所说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性质——由此构成的意识形态的剧变对西方思想领域的重大冲击：“使西方的公众舆论、知识分子、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目瞪口呆。由于法国人是时间最长、最固执地拒绝承认古拉格劳改营的现实和苏联政体性质的人，所以这个震动就更加剧烈了。”4法共和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他们究竟该对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弑父”行为作出怎样的反应？
在战后的一个时期里，法共几乎就是苏共的法国支部，两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架构都是按照列宁先锋党的原则打造出来的，全党上下都弥漫着对党的领袖的崇拜气氛。1949年12月，为了庆祝斯大林的七十大寿，法共派出的卡车走遍了法国，收集各种珍贵的礼品和纪念品，然后作为法国人民的礼物统一送往莫斯科。法共发行的《共产主义手册》在一期专号里写道：“斯大林最大的成功：苏联人是如何赢得幸福的”。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则起草了题为“斯大林万岁”的社论。1953年斯大林逝世使许多法共党员痛哭流涕，法共报刊登满了各种纪念文章为这种悲痛推波助澜。没想到的是，仅仅过去三年，斯大林的伟大形象在“尼基塔”的报告中轰然倒下，所有共产主义者都听到了一个令他们难以置信的消息：
萨特及其同路人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反应并不出乎阿隆的意外，对于他来说，事变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为法国左翼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麻烦，让他们深陷于斯大林主义的合法性危机之中，更重要的是在于，验证了他一年前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基本判断是符合事实的。1956年7月10日，阿隆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题为《他们一向是这样说的》文章，该文被西里奈利誉为是“一面胜利的旗帜，在风中猎猎作响”。10阿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提到这篇文章，并引述了该文的结论：“赫鲁晓夫的报告不能为斯大林时代盖棺论定。歌颂这个伟人的话，也同样不算盖棺论定。但是对于共产党人和反共分子采取等距离的态度也是不公平的。当涉及大清洗、整批居民的流放和彻头彻尾捏造的供词时，反共分子是完全有理的。真理不会始终是中庸的。20世纪的专制暴行就是无度的。”11在重述这个结论之后，阿隆特别强调，他今后仍会以同样的措辞坚持这个结论。
面对着苏联军队用坦克镇压匈牙利人民的事实而仍然不放弃自己支持苏联政府的立场，如托尼·朱特所说，是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消化系统，强大到足以克服最令人痛苦的“信仰危机”。萨特做到了这一点。在丘吉尔发表“铁幕”演说时，苏联的共产主义还带着二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的胜利光环，这是它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它能够从思想上征服一大批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道德力量所在，萨特为此选择成为共产主义的同路人是有其正当性理由。但是，在十年之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指控，萨特如果不能全部接受，至少也应该有所反思，而不能仅仅是选择轻描淡写式的批评，或者是选择遗忘。在1956年这个关键时刻，萨特显然意识到了共产主义和左翼运动因为斯大林主义的倒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信仰危机，他决心以一以贯之的立场来证明“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某种他为之坚持不懈的东西”，以维护左派的存在和团结。在萨特的信念中，这个“坚持不懈的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23
这种对时代也对自己的理论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萨特参与其间而具有了特殊的持续的影响力，并没有在对苏联军队侵入匈牙利的普遍谴责声中烟消云散，左派的“负隅顽抗”看起来像是和右派又一次打成了平手。用阿隆的话说，“古拉格劳改营还不足以说服存在主义者”。左右之间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分歧，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冲击下并没有被消解，反而是在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的街头时被进一步扩大了。
阿隆从不幻想左派会因为其在政治上遇到的挫折而改变其意识形态立场，正如他从不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抱有幻想一样。他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左翼意识形态具有统一性——“共产主义信仰的内容与世界各地左派知识分子赞同的其他意识形态的内容几乎没有差异”，24斯大林主义在任何时候都不曾放弃过民主和进步话语，其制造的一系列恐怖性事件都是在人道主义、自由和民主的名义下发生的。作为一个丝毫也不缺少神圣词汇的国家机器，斯大林政权“是个既狠毒又有诱惑力的庞然大物”，25它在西方国家的民主危机中成为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向往的对象，就毫不奇怪了。所以，在阿隆看来，意识形态的战争将会长期持续下去，他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结论部分中就认为，当美国的麦卡锡议员还在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以及法国知识界的名流们还在竞相去莫斯科朝圣的时候，“预测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似乎有失荒谬”，他本人还没有天真到去期待即将到来的和平。1956年对于阿隆的重要性在于，他欣慰地看到了自己以前一直被拒斥的理论预见正在被历史性事变所验证，他并不幻想奇迹的发生，他只是深信一个将共产主义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实现一党专制的政权，早晚会出现深刻的危机。
本文注释：
3 [法]雷蒙·阿隆：《民族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下，王甦、周玉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765页。
4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6页。
5 参阅米歇尔·维诺克：《法国知识分子的世纪：萨特时代》，第132页。
6 转引自[美]格雷弗·弗：《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与赫鲁晓夫的谎言》，马维先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见附件，氏著：第341页。
7 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13页。
8 [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7页。
9 转引自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13-314页。
10同上书，第314页。
11[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9页。
12[法]让-保罗·萨特：《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文集》哲学卷），第176页。
13参阅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20世纪的两位知识分子：萨特与阿隆》，第315页。
14[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32页。
15同上书，第533-534页。
15[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上卷，第508页。
17[法]雷蒙·阿隆：《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45页
18[法]让-保罗·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萨特文学论文集》（《萨特文集》文学卷），施康强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385页。
19同上书，第394页。
20[法]让-保罗·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上，《萨特文集》哲学卷，林骧华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页、第21页。
21[法]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第535页。
22[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44页。
23萨特与人在其晚年的最后一次访谈中专门讨论了为何要对某种东西“坚持不懈”，这个对话显示出他对斯大林主义立场的坚守：“莱维：让我们谈谈知识分子这种对某种东西坚持不懈的需要吧。您如何解释这种需要把您，把您和许许多多其他人都引到了斯大林主义的礁石上去的呢？萨特：那不是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已经跟斯大林一起死去了。今天，人们用斯大林主义来诋毁任何东西。莱维：那又如何解释知识分子需要坚持不懈地，我的意思是说，在那种破烂货里去找到支持和根据呢？萨特：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为社会寻找未来的问题。对社会来说，有必要阻止它今天这样到处乱七八糟的状态。我并不认为靠我自己，靠我的思想，我就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识别出那些正在试图前进的社会力量，我发现我是置身于他们中间的。”[法]让-保罗·萨特：《今天的希望：与萨特的谈话》，《萨特哲学论文集》（《萨特文集》哲学卷），第176-177页。
24[法]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鸦片》，第296页。
25[法]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访谈录》，第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