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越：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五）

editor 2022年9月2日2022年9月3日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五）

——第四回合：阿尔及利亚悲剧与民族主义考验

鲁越

当法国知识界因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变而陷于剧烈的思想动荡之际，法国国民则对同年7月发生的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把英法实际控制的苏伊士运河收回国有的举动更为关注，因为这直接侵害了法国的国家利益，极大地触动了法国的民族主义神经。和苏伊士运河问题相关联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自1954年以来，阿尔及利亚这个法国最大的海外殖民地正愈演愈烈地开展民族独立运动，并在1956年纳赛尔掀起的反抗英法殖民统治的斗争中进入高潮，法国在失去对印度支那的宗主国地位之后，其非洲的殖民体系也处在加速崩溃状态。面对着世界秩序的重大变化以及地区性动荡所引发的国内政治危机，法国知识分子如何阐明其立场和看法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是站在作为国家利益的合法代表的政府一边，支持政府的军事干预政策——这是国内的民族主义反应；还是站在反殖民主义立场，支持亚非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这是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选择，两者构成了新的思想冲突。阿尔及利亚向何处去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知识分子向何处去的问题。

雷蒙·阿隆发表于1957年的著作《阿尔及利亚的悲剧》，因为阐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看法而让他再次被卷入在一场“政治旋涡”中，他赞成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看法，让“自由派人士”愤怒，而他不使用意识形态语言、不庄严地谴责殖民主义，则让左派不满。针对前者，阿隆认为自己早在1943-1944年期间就向朋友表述过这样的看法：“法国在战后不再拥有维持帝国的殖民统治的必备条件”，1他主张在法兰西共同体内立即给予印度支那三国独立自由，以此表明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阿隆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承认，他当时也被“好战的气氛以及泛滥到巴黎的黩武思想”所“毒化”，自责没有果断地把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但他庆幸自己的“中毒”还没有到发狂的程度，他用孟德斯鸠的一段语录来充实自己著作的序言：“到处都该说真话，祖国也一样。每个公民都不得不为他的祖国献身，而谁也没有义务为国家去骗人”。2阿隆就是要在自己的著作中向法国人民说真话，面对法国舆论界尤其是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普遍抵触情绪，他意识到写《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是需要一点公民勇气。但真正的困难还不在于阐述“独立是不可避免”的看法，而是“要让人接受从哲学或历史上对这些运动的肯定，则是极端困难的”。3在法兰西帝国面临着失去其海外的最大一块领地时，阿隆把自己立场定义为“敢于放弃的英雄主义”，他想说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对于法国来说并非是一场灾难，而阻扰其独立则必将使法国陷于长期的战争之中。他向当时的法国政府（居伊·摩勒内阁）提出的建议是：

承认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建国权利，“如果法国人只赞成为保持自己的统治而战斗……不如英勇地放弃和撤出，免得进行一种违心的战争，而这种战争既没有带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没有带来成功的可能。”4

阿隆提出的“英勇地放弃”的主张是需要勇气的，作为右派的戴高乐派曾对此大加讪笑，但他们后来还是自愿捡起这个说法为戴高乐将军最终同意阿尔及利亚独立提供赞词。

在与右派的民族主义做斗争的同时，阿隆还需要回应来自左派的道德批判，后者的立场很鲜明，那就是无条件地反对殖民主义。这一立场看起来和阿隆一致，但是，左派不满于阿隆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分析——“只承认天平和计算机的判决的实证主义”，“只想说明既成事实的斯多葛学派宿命论”，最后是“通过通情达理的委曲求全走向失败主义”。5正如托尼·朱特所看到的那样：“阿隆完全忽略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危机中的‘道德’维度，因此受到了责难：人们说他冰冷的逻辑思维没能把握住悲剧的真正核心。”6道德批判的制高点一如既往地被左翼知识分子所占据，他们在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上的看法仍然以萨特为代表：“殖民主义正在自取灭亡。但它仍然毒化着环境，它是我们的耻辱，它蔑视或丑化我们的法律；它以种族主义危害着我们。我们的任务，是促成它的灭亡。我们惟一能够和必须努力去做的，是同（阿尔及利亚人民）并肩斗争，以便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同时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中解放出来。”7萨特对殖民主义的道德批判和阿隆对殖民主义的现实批判显然是两种不同的批判模式，阿隆自觉地以现实主义方式探讨问题，主要是为了说服站在右派立场上的人，因为他们对从道德上谴责殖民化不感兴趣，“重要的不是说服那些反对殖民主义的人，而是说服殖民主义者”。8但是，对于萨特来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更像是他的一场战争，“是一项伟大事业和一个伟大人物的会面”，他为此长久地沉浸在对于反殖民主义战争的道德想象之中。

西里奈利在比较萨特和阿隆这一时期的理论活动时认为：“尽管他俩就阿尔及利亚问题的结论趋于一致，但结论的前提却大相径庭，而且他们的思维也分属相互对立的意识形态体系。”9可谓一语中的。

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民族主义话语一直是右翼的意识形态，但阿隆在阐述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时却并没有被民族主义的魔咒所笼罩，相反，他以一贯的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走出了左右各自的理论陷阱。他在回忆录中引述了别人对他的一个攻击性评价：“雷蒙·阿隆是一切意识形态的敌人，他宣称，右派和左派的概念是思考各种政治现实的幼稚方式。”10阿隆事实上就是这么看待左右之争的，当左翼人士迷惑于阿隆的政治立场时——“是一个左派偏爱的右翼人物，还是选择了与右派对话的左派人物”？恰好说明了阿隆的政治立场超越了党派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具备一种勇气去毫不犹豫地公开讲出并毫不含糊地写出一些别人不敢推论的结论”。11更重要的是，在苏伊士风暴骤起时，阿隆就敏锐地意识到，法国人和英国人正以民族主义的狂热把世界舆论从匈牙利悲剧中转移开去，而且有可能鼓励了莫斯科的政治寡头们更加大胆地采取极端行动。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56年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和匈牙利事件对法国左翼所构成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击，很快就被“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所分流。

1958年，法国第四共和国因为无法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而终结，第五共和国成立，戴高乐重返政坛担任总统。一个新的拿破仑式的强权人物主掌国家大权，让右翼的民族主义者备受鼓舞，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戴高乐派”，他们的口号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坚决反对阿尔及利亚从法兰西共同体中独立出去。在新的民族主义狂潮中，萨特和阿隆承受了共同的压力，他们都因为主张阿尔及利亚独立而遭到了一些民族极端分子的生命威胁。1960年，萨特与120位持不同政见者签名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他的公寓因此被老兵炸毁。阿隆收到了两封匿名信，信中称已对他进行了地下“公安”法庭的审判。就是在这个时候，阿隆和左派的关系得到了改善，他和萨特在大街上相遇，互相握手问候，萨特还主动约请阿隆吃饭。但这个饭局永远没有实现。原因不仅在于他们以前长期存在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对立并不会因为暂时的共识而得以消解，而且还在于他们反殖民主义的不同理念会很快导致暂时的共识再次破裂。阿隆专门对此作出了解释：“由于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看法一致，本来可以恢复互相宽容的友好关系。但他为法农（Fanon）的书写了一篇序言——完全是出于仇恨和极端暴力——刺痛了我。”12这篇序言表明，他们两人之间基于根本不同的历史观和价值观，根本走不到一起。

弗朗兹·法农的历史性名著《全世界受苦的人》于1961年11月在法国出版，一个月后他因白血病去世。该书是“民族解放战争”的宣言书，也是为受苦的人主张暴力的权利的辩护词。即使在法国自由出版的条件下，它起初也是在“有害国家内部安全”的主要罪名下被查禁了，由此可见这本书在法国当时的思想环境中是多么的不合时宜。该书第一章在“论暴力”的题目下，明确提出：

“非殖民化始终是一种暴力现象”，民族解放、民族复兴和重建属于人民的国家，只能通过暴力——“被殖民者决定实现这个计划，把他变成动力，随时准备使用暴力。被殖民者从其诞生起就清楚这个变得狭小的、充满禁令的世界，对于他来说，只能通过绝对的暴力来进行诉讼。”13

法农为暴力声张的言论，无疑符合萨特由来已久的暴力史观，他主动为法农这本书撰写序言，声称法农是自恩格斯以来“第一个重新揭示了历史的推动者”，赞成法农指出的“抑制不住的暴力不是一场荒谬的风暴，也不是野蛮天性的死灰复燃，甚至也不是一种怨恨的结果：这是人本身的重新组成。”14从暴力的正当性出发，萨特重述了法农赋予给被殖民者的权利，那就是用暴力来摧毁殖民统治，用武器来驱逐殖民者，通过战争来清除战争本身和战争以外的殖民的黑暗。他甚至认为：“造反在最初时，必须杀人：杀死一个欧洲人，就是一举两得，即同时清除一个压迫者和一个被压迫者：剩下一个死人和一个自由人”。15萨特是在法农的书中看到他们之间的差距：自己只是风暴的播种者，而法农才是风暴，是暴力的儿子，是每时每刻在暴力中汲取人道的人。

可以想象，在阿隆最初读到萨特的上述言论时他的内心感受何止是“受到刺痛”，这些言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承受的知识和道德底线，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将暴力视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如果承认了暴力史观的正当性，那恰恰是右翼的民族主义者所乐意看到的事情，他们也绝对愿意用暴力来镇压反抗者的暴力。如此一来，在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中产生的最大的暴力者就是历史的决定者，暴力之下怎么可能会有被殖民者的解放？所以，阿隆既反对萨特主张的反抗殖民主义的暴力——不管这种暴力是否以解放或独立的名义出现，也反对右翼戴高乐派主张的殖民主义者的暴力——不管这种暴力是否以民族或国家的名义出现。这两种暴力的主张看似对立，其实都是基于同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差别仅仅在于前者是指向非殖民化的“民族解放”，后者是要维护法国在殖民体系中的“民族利益”。阿隆看到了问题所在，他试图说服他的同胞，帝国的丧失并不会使我们的国家走向衰亡，必须警惕极端的爱国主义：

“失败主义，就是不再希望与民族主义和解。放弃主义，就是拒绝与取得独立的国家合作。堵塞我们前途的难道不正是那种断言人民渴望自治与法国在非洲的使命不相容的人吗？衰亡的国家是那些拒绝适应变化中的世界的国家。祖国的掘墓人以预防衰亡为借口，把爱国主义引向绝路。”16

对于阿隆来说，民族主义犹如致幻剂，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容易在民族主义中迷失方向。生活在阿尔及利亚的加缪就是一个典型，他的名言是：“我信仰正义，但在正义之前，我必须保卫我的母亲”。17在加缪的心目中，“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的民族国家从没有现实存在过”，18他既否认了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又坚持不肯放弃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任何权利——因为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以此表明了自己是一个“怀着良好愿望的殖民者”。在阿隆看来，加缪的态度的确没有超出一个好心的殖民主义者的水平，将祖国视为母亲的心结终于促使这个坚定的左派和右翼的民族主义者走到了一起，这个现象学事件被阿隆视为有教育意义：“为什么包括阿尔贝·加缪这样的人，当时都拒绝阿尔及利亚的所谓‘民族主义’，拒绝由少数积极分子推动但可能得到大多数人支持的独立愿望。”19阿隆很清楚其中的原因，民族主义既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结构，对国民具有超党派的巨大动员能力。“不管这种民族主义是现实的表现还是一个想象的国家都无关宏旨。民族主义是一种情绪，孤注一掷地想要召唤出一个政治实体，将它创造成一种现实。”20

由于超越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阿隆的政治身份变得有点模糊不清，在左派看起来他像是右派，在右派看起来他像是左派。他是一个戴高乐的支持者，但绝不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他在1958年就宣布和戴高乐派分道扬镳，却并不因此“把戴高乐将军与他的追随者混为一谈”。原因就在于他认为，戴高乐将军比任何人都更拥有重建和平的手段，尽管他对“用一个历史推举出来的伟人正统去代替民主正统”存有疑义，但他还是选择相信阿尔及利亚成为一个独立国家已是大势所趋，戴高乐将军只有顺应这个趋势才是符合新的时代精神，也与维护法国的利益相适应。阿隆的期待没有落空，戴高乐将军在1959年10月宣布承认阿尔及利亚拥有自决权；1960年11月，将军又跨出一步：“‘阿尔及利亚共和国’将在‘阿尔及利亚的阿尔及利亚’之后到来”；1962年7月3日，阿尔及利亚正式宣告独立，成立阿尔及利亚民主人民共和国。“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终结了，独立的结局符合阿隆一贯的预期，托尼·朱特把这一点归功于他的一个不变的共性：现实主义。面对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阿隆始终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实面貌，并且为它产生的问题给出可靠的解答，而那些把自己的使命局限于描述或警告世界的知识分子则备受他的谴责。

在“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中上演的民族解放与法国分裂的历史场景，把法国知识分子推到了前台，自德雷福斯事件以来，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超越了政党政治，使传统的左右之争的思想局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是右翼极端势力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崛起，而且有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不惜与自己昔日最大的对手结盟。为继续维护法兰西帝国的殖民体系，左右两翼终于找到了民族主义这个共同的语言。那些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知识分子，比如萨特和阿隆，却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而走到一起，相反，基于对独立方式的完全不同的理解——是选择暴力还是选择和平，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是弥合而是进一步扩大了。在阿尔及利亚危机造成的法国的巨大分裂中，是戴高乐将军的复出促进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统一，他带来了阿尔及利亚的和平，这是左右两翼知识分子都共同承认的事实。阿隆一直主张的“英勇的放弃”由戴高乐实现了：“他有，也只有他才能有这种把放弃和失败最终转化为胜利的能力，这是一种法国战胜自身的胜利”。21

由于戴高乐政府的右翼性质，胜利同时满足了左右两翼各自的政治想象——左翼把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想象为他们政治理念的胜利，右翼则把戴高乐的任何一个行动都视为他们在思想界重新崛起的象征。

维诺克对这个新的思想局面作出了可信的分析：“1962年3月的和平，对左翼知识分子来说是一场胜利，但不是他们的胜利，因为，从总体上说，他们在1958年作了错误的判断。与此同时，埃维昂协议对意识形态上的右翼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惨败。不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给他们提供了一次机会，使他们打破了左翼自解放以来建立的独领风骚的霸权地位。他们又开始存在了。”22但是，这个左右对立的分析框架显然并不适合于说明阿隆的政治立场，阿隆洞悉时代变迁并进行准确阐释的超凡能力让他摆脱了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在这个意义上，阿隆只承认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

如果说阿隆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时期始终没有改变自己一以贯之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那么，萨特则在其想象的战争中为自己塑造了一个更加彻底和激进的革命者形象。他从法农的著作中汲取了双重的思想资源，一方面是对暴力的渴望与崇拜，将暴力视为改变历史的唯一力量，深信在合适的时空范围里，以他人为代价的暴力就是目的本身；另一方面则是建构了对“第三世界”的政治想象，这与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给予他的重大启示形成了一种理论共振。从19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使得非殖民化和民族解放的主题正日益取代工业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萨特绝不会做一个旁观者。正如西里奈利所看到的那样，萨特的政治参与在语义和立场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原来一再被强调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第三世界”和帝国主义的对立所取代，后者成为未来革命的根源。从这样的观察出发，诸如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就成了萨特想象的新的世界革命中心，“一部分法国知识分子从捍卫苏联——后者的形象自1956年起就受到了动摇——转而开始颂扬成为革命希望之所在的第三世界”。23

在这个所谓的“重新伸张正义”的进程中，萨特再次走在了前列，他从新生的卡斯特罗政权中看到了一种人道主义的新制度，或者用波伏娃的话说，一个真实的、自由的、负责的，总之是存在主义的社会正在古巴诞生。在他们的心目中，一个不受资本主义控制的第三世界将是罪恶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救赎者。

萨特日新月异的思想变迁对于阿隆来说，意味着他们之间的“思想战争”不会终止在一个时间节点上，动荡的时代给世界造成的巨大混乱会很快让他们在一个新的主题上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