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越：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六）

editor 2022年9月9日

雷蒙·阿隆与萨特的世纪之争（六）

——第五回合：关于五月风暴的争论与反思

鲁越

1960年代对于“萨特世纪”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十年。在经历了1950年代的冷战、匈牙利事变、苏伊士运河危机、阿尔及利亚战争和第五共和国成立这些重大的历史变革之后，萨特无论遭遇到多大的挑战，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他在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历史中空前绝后的地位。1964年，萨特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对他的世界性影响力的一个确认，而他拒绝接受这个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则为他赢得了更大的名声——一个“不可招安”的人，对资产阶级的任何“收买”行为都予以坚决抵制。但是，恰恰是在萨特的声望达到历史的峰值时，一个新的思想潮流开始在法国思想界内部涌动，这就是结构主义思潮，其代表性人物包括阿尔都塞、列维-斯特劳斯、布罗代尔、索绪尔、罗兰·巴特、福柯、拉康等，他们共同的理论特征是支持不受时间影响的“结构体”（constract）对于人的主体行为和心理活动的支配性作用，由此宣告了萨特存在主义时代的终结。在结构主义的冲击波中，阿尔都塞倡导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在“保卫马克思”的名义下，与萨特展开了争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斗争并取得了成功，至少是把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重塑为结构主义的理论重镇，他们的一系列讲座和课程正试图“欢欣地埋葬了人道主义，而人道主义好像是一个胜利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失去时代的可怜残余物”。1这个情况表明——

萨特自战后形成的独一无二的思想影响力，在一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正在被消解，存在主义不再是唯一的思想标签，结构主义包括后来的后结构主义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范式，它们从哲学本体论的迷宫中走了出来，借助于对新的时代主题的研究和新的研究方法，最终导向对传统的唯物主义决定论和人本主义主体论的双重解构。

在新的时代氛围中，雷蒙·阿隆并没有被结构主义所预设的那些理论问题所迷惑，他继续关注对“工业社会”的研究，这是他从1955年以来持续进行的研究计划。冷战造成的两种社会制度的对峙，最终是归结为生产力和经济的竞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苏联通过五年计划，展示了国民增产率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向西方发出了挑战。苏联要的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国民增产迅猛，劳动生产率直线上升，都胜过资本主义国家。”2这对于阿隆来说具有紧迫性，因为左翼思潮依然充满着反对工业理性的浪漫式造反精神，“1960年代对工业社会的批判甚嚣尘上正足以证明，人的激情可以轻易取代系统的控诉方式”。3这就是说，当苏东国家正开足马力在经济领域大干快上时，法国则重新陷入在新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工业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正在激起青年一代新的义愤。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这个时代足以动员群众的主题，几乎都给马克思主义占去了，诸如无产阶级的救世作用和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有一系列表述及其不同版本，而有关工业社会的各种研究“却拼凑不出一门主义堪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匹敌”。4正是基于这个现实的冷静的估计，阿隆尽管没有预见到法国即将到来的“五月风暴”，但当风暴真正降临时，他已经做好了思想与理论准备。

1968年的“五月风暴”，毫无疑问地是法国战后最大的政治事件，是法国的“文化大革命”。按照维诺克的理解，发生在1968年5-6月间那些出人意料的事件，尽管紧张激烈的程度颇具戏剧性，但“未必能对法国的社会和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使它们间接地导致了戴高乐将军在1969年全民公决中的失败以及促成了法国的大学改革。5但是，在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看来，“五月风暴”在大约40年之后，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他列举的事实是，巴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的承诺之一是他会超越20世纪60年代的各种分歧，因为他的政治对手约翰·麦凯恩不停地爆料奥巴马在早年政治生涯中与“五月风暴”的前激进分子有密切的交往。沃林还提到了尼古拉·萨科齐和他的对手在竞选法国总统时都不得不对“五月风暴”的遗产表明立场，萨科齐将“五月风暴”称为法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承诺要与“五月风暴”所代表的对权威的无视和道德的无政府态势告别。更值得重视的是，“五月风暴”不仅造就了整整一代的“前六八分子”（ex-sixty-eighter），而且成为一个具有全球性政治反响的奇迹之年，引发了世界各地的学生反抗运动。总之，在沃林看来：“这种事件会促使全面反省的浪潮迅速高涨，关涉到如何将30年前那场令人不安的政治骚乱加以历史化。”6

“五月风暴”的历史化会以什么方式呈现并得出何种结论，对于身临其境的人们其实并不重要，尤其是对于萨特和阿隆来说，身后的评价并不是约束他们行动的主要框架。按照西里奈利的看法，他们两人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未占据过首要位置，他们的所有活动都是习惯性的，依据他们的一贯立场展开。重要的是，“也许正是他们扮演的这些角色和所起的作用，给了他俩在1968年5月一次直接碰撞的机会。”7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因为——

在萨特与阿隆已经持续了二十年的“思想战争”中，还从来没有直接交锋过，萨特对于来自阿隆的所有论战性文章几乎都不置一词。但是，在“五月风暴”中，萨特前所未有地对他的“小同学”展开了猛烈的攻击，由此揭开了他们两人共同谱写的思想史中的独特一页。

在“五月风暴”的整个过程中，萨特自始至终都对学生运动表示了公开而坚定的支持。5月3日，运动首先在巴黎农泰尔学院爆发；5月6日，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中等和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号召总罢课和总罢教；5月8日，以萨特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发表声明，号召“所有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物质和道义上支持学生和教师们发起的斗争”；5月10日，《世界报》发表了萨特领衔签名的一份请愿书，其中写道：“我们在这里表达的对世界各地学生运动的支持——这个运动在辉煌的时刻震动了法国——首先是对谎言的回答，几个月以来，所有机构和组织（只有少数例外），所有新闻和传媒机构（几乎无一例外）都在竭力歪曲这个运动，曲解这场运动的意义，甚至千方百计想把它说得荒唐可笑……”。8萨特在接受卢森堡电台的采访时说：反抗体制“对于那些尚未进入父辈为他们建立的体制，或者不愿意进入这个体制里的学生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9 5月22日，萨特与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邦迪对话，鼓励后者“有一种东西从你们身上迸发出来，它让人震撼，它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它推翻了那些制造了当今社会的一切。我把这称为可能性范围的扩大。希望你们不要放弃。”10正如有人把阿尔及利亚的战争视为“萨特的战争”，萨特似乎也想把“五月风暴”视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风暴。运动中提出的口号实际上也反映出萨特在青年学生中的巨大影响力：

“把您的愿望变成现实”！

“幻想掌握政权”！

“禁止禁止”！

“奔跑吧，同志，旧世界在您的后面”！

“当最卑劣的官僚主义者和最后一个斯大林主义者的肠子扼住您的喉咙的时候，我们还会有难题吗”？

“我越是干革命就越想做爱，我越是做爱就越想干革命”！11

丹尼尔·科恩-邦迪可以对上述口号作出权威解释，他在“五月风暴”结束后不久高度评价了萨特对于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我们当中没有人读过马尔库塞的著作。当然有些人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许读过巴枯宁的著作，在当代思想家中，他们读过阿尔都塞、毛泽东、格瓦拉和昂利·列斐伏尔的著作，但是3月22日运动的政治激进分子都读过萨特的著作。”12 5月20 日，在索邦大学举行的声势浩大的集会上，萨特是唯一被容许在会场发表演讲的知识分子，按照理查德·沃林的描述，尽管学生心中充满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冲动，但他们还是渴望能得到萨特的认可。相反，运动前一直试图取代存在主义霸权地位的结构主义者，却在这场运动中声誉扫地，因为“结构主义没有上街”。阿尔都塞作为一名坚定的法共党员，遵照法共的指示从一开始就和学生运动保持着“安全而舒适”的距离，他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只用了“15个词”来描述“五月风暴”。福柯因为在突尼斯教书而始终不在运动的现场，他实际上也不想在场。列维-斯特劳斯主要关心的是学生的无政府状态将使结构主义事业倒退二十年。拉康据说只是向学生们宣布：“你们将找到一个新主人”，“以最典型的结构主义方式暗示了一切政治变革都是妄想，人们最多也只能成功地实现领导权的变革。”13对于存在主义借助于“五月风暴”所取得的对结构主义的压倒性胜利，阿隆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这两个对立的学派最终都走向了穷途末路：

“当1960年代的风暴来临时，阿尔都塞的门徒们立即作鸟兽散，有的变成毛主义派，有的仍忠于党，还有一些人转向社会学。1968年以后，阿尔都塞模式似乎已成为过去，至少在巴黎是如此。大学生们的骚乱出色地扮演了《辩证理性批判》中正在经历熔炼的人群。萨特的‘实践’观点重现生机，但只不过昙花一现。到了1970年代，主观主义-存在主义和客观主义-结构主义，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同时凋落。”14

事实上，在五月风云际会时，结构主义者因为缺场而根本无法成为萨特的对手，真正成为他的对手还是雷蒙·阿隆。两人几乎是同时参与到学生运动中去，分别扮演着支持者和批评者的角色。阿隆是在1967年12月正式辞去巴黎大学的教职，这是他不满于法国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之前他一直在报章杂志上批评法国高等教育的组织形式，批评中等教育毕业考试太难，而大学入学考试则失之太宽，批评教师考试不足以保证教学质量，不利于培养研究人才，批评教授唯我独尊。但是，他并不主张以激进的方式改革大学教育制度。在学生运动爆发之后的第二天，阿隆看到暴力在升级，内心焦急，5月6日，他在一份谴责暴力的动议上签了字。5月15日，阿隆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个大学教师的思索》，公开站到“那些关心自己的职业胜过一场没有十字架的十字军远征，或者一场没有目标的斗争的教师”一边。第二天，他表达了想跟学生进行对话的愿望并对运动的前景提出警告：“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的这股浪潮本身所包含的危险多于希望，不过，这出戏的表演者拒绝传统的口号，跟那些古老的政党毫无瓜葛，这就使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15随后几天阿隆去美国访问，由于看到国内局势紧张，他于5月20日提前返回法国，立即着手撰写相关评论，“从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从观众变成了演员”。16 5月29日，阿隆和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科耶夫通电话交流对学生运动的看法，后者认为这不是一场革命，因为没有杀人，他由此对拒绝暴力的假革命满怀鄙夷。阿隆同意科耶夫对运动性质的判断，但绝不认可此人对于暴力革命的展望，他在卢森堡电台“意外新闻”节目中把这个惊天动地的事件称之为一个“心理闹剧”，是一场模仿性质的革命。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阿隆不仅分析危机的成因，而且呼吁抵抗“学生权力的恐怖主义”，并且倡议“到了该组织起来的时候了，组织起来反对制造怯懦与恐怖的阴谋，在所有的组织之外，建立一个广泛的捍卫和改革法国大学委员会。”17

阿隆6月11日的倡议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引发了截然不同的反应，沉默的大多数大多支持他，但激进的学生却激烈反对他，《世界报》转载了一个学生的声明，禁止阿隆继续在巴黎大学讲课。在对阿隆的猛烈批评声中，最让他“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一篇用过激语言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他指的是萨特刊登在1968年6月19日《新观察家》周刊上的那篇文章，题目是《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这是萨特著述生涯中唯一一篇把阿隆的名字写入标题的文章。文章写道：“当风烛残年的阿隆喋喋不休地向学生们重复他在二战前所写的论文的观点时，听课的人都不能对他提出批评。他行使了真正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绝非建立在名副其实的知识的基础上。” 文章结尾居然用了几近羞辱的语言来攻击一位世人公认的绅士：“现在，戴高乐应该赤裸裸地站在整个法国面前，雷蒙·阿隆也应该那样站在学生们的面前。只有当他接受了否定，学生们才可以把衣服还给他。”18萨特后来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仍然为自己斥骂阿隆的行为辩护，承认是有意为之：“我在1968年辱骂过他，因为我觉得他当时的立场叫人无法忍受”。“我以这种方式来表示他把自己置身于1968年5月预告的那个社会之外，也表示我同意把他排除在外。”19对于阿隆来说，这种攻击的质量和语调太低劣了，不值得他回应，他只是感到震惊的是，萨特这个“靠内心的独白而生活的人”怎么会堕落到这般卑微和粗鲁的地步，为什么萨特终生追求伦理道德，却陷入在仇恨的陷阱中长期不能自拔。阿隆引用了萨特和波伏娃曾经说过的话：“宁要共产党人，不要（戴高乐）将军”，他从这句话中证明了萨特自甘堕落的心理根源：

“倡导自由的哲学家从来没有认清或者不愿意看清共产主义的实质。苏联的极权主义是20世纪的毒瘤，而萨特从来不这样认为，也从不对这样的共产主义进行谴责。他使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不同意他的错误观点的人。他在《涅克拉索夫》中嘲弄的，是与苏联政权持不同政见的人，而不是那些屈从于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文化官员。”20

阿隆和萨特面对“五月风暴”所形成的思想对峙，在他们已经延续了20年的“思想战争”中构成了一个特定的时刻。在这个时刻，阿隆依旧坚持他一贯的立场，如他的传记作者巴维雷兹所说，就像是个面对1848年革命的托克维尔，始终站在所有形式的激进主义的对立面，坚持以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态度来应对社会危机，绝不屈从于某种普遍原理，而是凭着社会公认的诸种价值来决定自己的行为准则。1968年7月，在“五月风暴”消停之后，阿隆用了四天时间撰写了《难觅的革命》（也有翻译为《举世无双的革命》）一书，该书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批评者如一位“资产阶级”女读者在致阿隆的信中写道：“您诽谤这场革命，把它看作一场闹剧，一段令人悲伤的插曲，一场无关紧要和毫无意义的运动。……这说明，或者是您惯用的思维方法和对历史的评价使您丧失了理智，或者是您在使自己成为一场反革命运动的著名先锋，而这场运动反革命气焰要比戴高乐将军的反革命运动更加嚣张。”21在批评的声音之外，赞美的声音也不少，一些著名人物纷纷发表好评。安德烈·马尔罗认为《难觅的革命》一书十分精彩，“支持您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报纸的估计数”。弗朗西斯·蓬日致函阿隆表示百分之百地赞成他对5月发生的革命闹剧所作的分析。而让·吉东对这本书的“过分赞扬”让阿隆有点惊讶：“这是一部杰作，一件传世之宝，而且写的时机非常好。”22阿隆当然不会因为来自读者的截然对立的评价而调整自己的看法——

他个人最直接的感受是，如果说1958年第四共和国的覆灭是合法的，那么十年之后要取消共和国的合法性却是可悲的，开除一个普选出来的总统和开除一个国王不是一码事。

他坦承自己不是一个绝对的戴高乐主义者，但绝对无法想象一个学生领袖科恩-邦迪可以打败戴高乐将军。他主张法国进行彻底的改革，而不是接二连三地搞革命，或者如戴高乐将军对他的主张所补充的那样：沿着革命的足迹进行改革。因为在法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的大革命传统的国家，革命成了全民族难以摆脱的魔咒，由此形成了一个长期不得其解的问题：“法国是否充分地利用了它的革命或者它的所谓的革命？”23阿隆显然是想促使法国从革命的魔咒中走出来，即使难有作为，他也始终没有放弃理论上的努力。他在“五月风暴”之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教师不是先知或煽动家，是学问而不是真理的掌握者，因为实证科学本质上不透露宇宙和人类未来的最后秘密。大学应该改变或死亡，你怎么说都行。但说到未来，大学只有忠于理想而死才会有未来，我们无权为了照顾下一代的情绪而牺牲理想。”24其实，阿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很少以理想的名义向社会作出承诺，但当社会久经考验并被几代人继承下来的价值观屡屡在现实中遭到破坏时，他愿意挺身出来为维护古老的理想而战斗。

萨特在振臂一呼迎接“五月风暴”时，他远没有像阿隆那样承载着一种沉重的历史责任，他更多地像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的重大历史机会，以便来进一步验证存在主义哲学在结构主义时代并未过时。从现象上看，萨特的确成为风暴眼中的中心人物，不仅是阿尔都塞或福柯之流望风而逃，而且像阿隆这样的挑战者也被学生运动所抛弃，当时流行着这样的奇谈怪论——“与其同阿隆站在真理的一边，不如同萨特站在谬误的一边”。25这个荒谬无稽的说法虽然颇具讽刺味道，却真实地反映出萨特在学生中的巨大影响力，用阿隆的话来说：“他们对萨特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表现为一种近似于盲目的忠诚”。26萨特显然非常沉醉于这种被青年人崇拜的状态中，他在七十岁时谈到了1968年：“至于1968年，这是重要的。对大家都重要。但是对我特别重要。”27重要性就在于萨特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个新的发现，一是重新发现了“左派”，他认为自己以前之所以靠拢共产党人，是因为不存在着比共产党人更左的力量，除了托洛茨基分子，而他们是“倒霉的共产党人”。“五月风暴”改变了这个局面，萨特从科恩-邦迪的身上看到了比自己更正确的因素：“五月运动是第一个暂时实现了某种与自由相近的东西的大规模社会运动；从这一点出发，这个运动曾努力探求什么是行动中的自由。”28萨特的另一个新的发现，是毛主义在学生运动中所占据的支配性地位，毛主义取代了斯大林主义成为他的新的理论锚地。萨特承认，在运动刚刚爆发时，他并不清楚青年大学生们想要什么，像他这样的“老家伙”在运动中能干些什么，他只是跟在他们后面走，“到后来，我与毛派有了比较密切的关系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我只是到了六十七岁上才彻底懂得，一个人与政治的真正关系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政治人——就任何人都有政治性而言——的真正处境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多亏毛主义我才能有这个彻底的了解……”。29对于毛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萨特也承认并不理解它意味着什么，但他表示愿意“重新见到它”，“更好地理解它”。30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钦佩毛主义者的革命狂热，在欧洲的工人阶级普遍丧失了革命精神、法国共产党更是堕落为资产阶级附庸的时代，青年学生的造反冲劲在一片犬儒主义的氛围中就显得弥足珍贵。

波伏娃后来代表萨特总结了毛主义者革命行为的三个直接特征：“暴力、自发主义和道德”，“毛主义者以其反强权的实践显示他们是唯一的革命力量，能够在组织严密的资本主义时代适应阶级斗争的新形式。”31

正如沃林的看法：“萨特赞赏的是，那些崇拜伟大舵手毛主席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主义者通过他们的行动试图使革命主义激情保持活力”，它让自己重新体验到前共产主义时期“自由哲学”的特征。32

萨特从崇拜斯大林到崇拜毛，完成了他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转型，以往关于苏联政权的美好形象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崩塌，取而代之的是以毛为代表的的第三世界的革命图景，“全世界受苦的人”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法继承人。尽管萨特和波伏娃在1967年亲赴中国考察“文化大革命”后深感失望，按波伏娃的说法：“防止出现一个新的特权阶级，赋予人民群众真正的权力，使每个人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完人，我只能支持这些表达形式所描绘的计划。尽管如此，我仍然不能给予中国像苏联在许多人心中所激起的盲目信任。”33但是，在“五月风暴”中，萨特由一个半信半疑的毛主义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毛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这个身份转变预示着他对左翼知识分子的角色有了新的理解，既不是列宁主义的先锋党人，也不是一个共产党的同路人，而是一个“行动”中的左派。他为此特别区分了“左翼知识分子”（a left-wing intellectual）和“左派知识分子”（a leftist intellectual），认为两者差异就在于行动：“左派知识分子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意识到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可以使他免除虚无。他放弃了特权，或者尝试将其付诸行动。”34可以这么认为，“五月风暴”重塑了一个新的萨特，一个更加激进、更加好斗和更加革命的萨特。

1968年5月30日，戴高乐总统在获得军队支持的承诺之后从外地返回巴黎，发表演讲，宣布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全国选举，“五月风暴”终于平息了。谁是最终的胜利者？是戴高乐将军？戴高乐派在六月的大选中获得绝对多数席位，重掌政权，这意味着将军再一次众望所归？但在次年的全民公决中戴高乐的宪政改革方案被否决，他黯然下台，终结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学生运动及其领袖是最终的胜利者？他们除了引发一场政治危机之外几乎一无建树，毛主义运动在几年之后就分崩离析了，其领袖人物也各奔东西，没有人再继续站在萨特存在主义的旗帜下面。至于萨特和阿隆，该如何总结他们政治得失的账单，则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即使在1968年这个剧烈动荡的年份终结之际，算总账的时刻肯定还没有到来，萨特还在谋划第三世界新的革命计划，而阿隆只是叹息“注重文科的高师从此不复存在了”。35